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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的前後史實》 __ 江紹倫 (53)

《一封信的前後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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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在我檔案裡塵封了三十多年,如今驟然見到,激起幾許歷史記憶,如果再不記錄起來,一切會隨風而逝,痕跡零落,而許多中國人走過的路,連同掙扎和奮鬥,亦可能如汗牛充棟,勞而惘意。

信箋印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的字樣,今天已成古董了。這名稱參考了我的建議,讓一位副總理主掌教育事務,比較有力量。新中國成立至今,國務院管理教育的部門換了多次名稱。可惜,六十多年以來,教育事業不但沒有適當的發展,而且失去它最重要的獨立性,備受政治思想和鬥爭的侵擾,以至不只一時停止運作,而且在運作的過程中,亦被各種非專業力量所「指揮」,失去它應有的生命。

新中國成立的最初幾年,高等教育被認為是國家的「上層建築」,受到重視。一時,院校調整,把全國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都作出調配,讓整個國家的東、西、南、北、中、都設有重點大學,(二)知識和技術掛帥,在國家建設的前提下,以最有效的方法產生各行業的專門人才;(三)學習熱情高漲,學生並不互相競爭,而是互相學習,爭取進步;(四)學校緊接社會發展,畢業生即時獲得工作分派,學以致用。

但是,問題亦逐漸冒現,並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教育發展的障礙,甚至衍成大步倒退和破壞,「文化大革命」那樣違反人性的全國運動的明顯敍寫。這些問題在1960年難以預見,然而卻有跡象可以預測。例如,建國初期,教育理想只有「為人民服務」這樣一個單面的指示,一切為了他人和國家,對於人的個人需要,以至不同潛能的發揮,皆被壓抑措施禁錮了。如是,教育產生劃一的人的模樣,不講個性,變成惡性的「平均主義」。這種發展實在準備了日後發生的適用於描寫「文革」全國青年一致盲動的「集體瘋狂」(mass hysteria)。

中國教育從實行「國民教育」代替「科舉教育」以來,教育理念和學校組織都借用外國模式,一時德國,一時美國,一時蘇聯,沒有自己的創造。在一個世紀裡,多數教育掌權人都借用個人所見的外國教育建築的一磚半瓦,不是為了教育,而是為了建樹個人的事業或官位,實在愧對學生和國家民族。

1960年春,我受聘為新加坡南洋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路經香港,新亞書院教務長吳俊升博士請我晚飯。他談起對中國教育發展的擔憂,並語重深長地要我記住:〝運用你的專業知識,為中國做點實務的工作,幫助教育科學化和中國化。〞

他的話震憾了我。一來因為我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識和人生經驗都與他相差甚遠,他竟向我加托那麽重大的任務。二來因為我與他第一次見面,只是憑着一封介紹信與他相遇。他察覺到我的表情,進一步對我說:〝我們這一代人快要過去了,中國教育事業正在加大拓展和複雜,教育科學和專業精神都不受重視,所以我冒昧提出我的寄望,因為你前途寛濶。〞

在往後的幾十年間,我有緣會見十數位畢生為中國教育辛勤的前輩。他們對我發出同樣的囑咐,着重叫我為祖國教育「多做」促進的事,而不重「談論」。

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世界各地掀起鬥爭性和革命性的變動,在生產、經濟、科技、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進行改變,深切地衝擊人的狀況,以及生命價值和意義。通過交通和通訊科技的發達應用,人類及地球變為一個密集關連的「地球村」,再沒有一個民族、國家、文化、社區可以「獨善其身」,或者「閉關自守」。

在這樣的大形勢中,聯合國屬下的多個機構興起多方面的宏觀工作,如「拯救兒童方案」,「社會經濟開發十年方案」,「結束殖民地化」,「推廣可持續發展」,「消滅貧窮」等。這些方案的關鍵環節是「教育發展」。我當年在加拿大做研究和教學工作,同時以「開發專家」(development specialist)的資格加入聯合國及多個國際組織積極工作,結識不少政要人士、外交專家、和機構主管。亦親見落後和貧困,以及意識形態的可怕權能。

1982年,我多次去巴黎聯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屬下的教育規劃國際學院(IIEP),說明中國在改革開放的艱難歷程中,亟需發展教育,運用科學的規劃方法,把荒廢了二十年的各級學校重新整理建設,接軌時代。結果天不負人,學院院長同意了,立案前往中國考察,然後按實情設計協助方法。

那是一件破天荒性的事情。本文標題的一封信(下稱附信)的內容,說明我陪同IIEP的院長盧里葉博士前往北京的訪問過程和結果。該信的簽署人尚志先生在教育委員會任「教育規劃司司長」,長期負責全國大學與國務院相關部門的聯繫和協調工作。

如附信首二段所說,我與IIEP到中國「之行」是主動的,其重要意義是中方「原先未曾預料到的」。

尚志先生在附信反映,國際援助的龐大工程並不簡單。IIEP並沒有經費支助中國派遣人員去巴黎進修。他認識到,我早已聯絡好「加拿大國際開發及研究署」(IDRC),提供經費支援,連續三年。

如今,在發信的1986年三月,事情有所改變,所以尚志先生再同我聯絡。

值得說明,我秉承多位長輩的囑咐,為中國教育做一己所能的事,堅持「做而不論」的精神。就是說,不問國家「為何」又由「何人」陷於封閉和落後,而着重面向未來,誠心「做」有助發展進步的任何事情。數十年間,我幾十次往來國際之間,一切費用自付,一切主意自己負責,一切結果不求言謝。我同時認識,中國接受海外僑胞為她做事,在百年之間,皆視為理所當然,無需答謝。

這封附信的出現,信裡對我言謝,實是罕見之事。我接過它以後,如托會見了張念人副司長,並陪他去首都柯太華會見IDRC的主任,通過他的提示,進行並成功申請了世界銀行的教育貸款,為全國重點大學加添科學教學設備,並由多倫多大學提供課程設計和教學方法培訓的服務,延續至1989年。

翌年,我提前從多倫多大學退休,回歸香港,開始我對香港回歸中國主權及其它方面的服務。在我的心中,時常響起前輩們的叮囑,他們是吳俊升,傅斯年,馮友蘭,吳貽芳,錢偉長,周培源,梅貽琦,蘇步青,劉茜堯,錢學森,錢穆,費孝通,胡寄南,謝希德,李卓敏。他們對中國教育的貢獻事跡,無時不照亮我的前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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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江紹倫先生:
您好!
我想您一定還記得一九八三年二月的北京之行吧?那次與您和巴黎教科文組織教育規劃學院(IIEP)盧里葉先生會見和座談的情形,我至記憶猶新。您熱愛祖國的高尚精神,雷厲風行和講求實效的辦事作風,令我非常欽佩!

由於您的大力協助,我們那次會談取得了令人高興的成功,其重要意義,也是我們原先未曾預料到的。自那次會談之後,我們一直與IIEP保持着密切的合作關係。截止現在,我司已連續三次派出四名幹部到巴黎參加IIEP組織的教育規劃人員培訓班的學習。通過學習培訓,他們深感在業務和外語能力方面收益非淺。我也認為他們的工作水平較前有所提高。另外,我們會談議定的另一個項目,即IIEP與我司合作在我國舉辦教育規劃培訓班,也將於今年六月在大連舉行。今年我們還將繼續派出幹部去IIEP學習培訓。

在與IIEP合作過程中,加拿大國際開發研究中心曾給予我們熱情支助。該機構曾在1983、1984兩年中連續提供我司派往IIEP四名人員的獎學金,其間還派人看望我在IIEP學習人員,寫信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我深知這與您從中〝穿針引綫〞是分不開的。我對IIEP十分感激。

去年以來,加方突然中止了這一支助,目前尚不明原因。如您所知,祖國的教育事業正在改革中蓬勃發展。政府將繼續推行對外開放政策,擴大留學生,進修人員,以吸取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加强建設〝四化〞步伐。我想,如果能恢復和加强同加拿大國際開發研究中心的接觸與合作,對我們的工作將會是有益的。如有機會和可能,請您代我向該中心的朋友們致謝並問候,也請轉達我的上述願望。

我司副司長張念人將於今年五月下旬訪問加拿大參加在溫哥華舉行的世界教育與技術大會。我已與張商量,囑他會後去多倫多看望您,介紹我們近來的工作情況,並對您熱心祖國教育事業及所給予的幫助當面致謝。同時希望能在您的幫助下,恢復與加拿大國際開發研究中心的聯系,探索繼續得到他們支助的可能。張先生在加拿大逗留的時間預定從五月二十日到五月底。去多倫多的時間將安排在五月廿八日到三十日,屆時我駐加使館教育參贊倪孟雄先生將進一步與您聯系。

再次向您致以誠摯的問候,祝您和您的全家健康、幸福!

尚志 198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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