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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淺說十六講(九)殖民教育與香港大學》__ 江紹倫

引言

英國於1841年佔領香港,把它經營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首要工作是建設作為「上層建築」的教育。

只有高度的殖民地文化足以改變原來的一塊「不毛石頭」(barren rock),成為興旺而高尚的東方之珠。

英國人十分務實。他們知道當時的香港並不文化荒蕪,而是私塾林立,支撑着住港中國人的五千年文化。

基督教的各種教會搶先到港開辦學校,對土人傳揚教義。最積極的是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它的主理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用了三十年編成一本《中英文法》,成為日後學生的學習經典。他於1840年開辦的學堂只有六名學生,五年以後增加到二十五人。原因簡單。當年香港的華人不願子弟讀英文,更不喜歡外教入侵。

1848年,香港政府的《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建議,政府向八間中文私塾每月津貼8元,附帶兩項條件:(1)改為官立的「皇家書館」,(2)加入基督教義課程。結果,私塾接受了條件,卻極少教基督教教義的,只在視學官到校時,把《聖經》展示一番。(見Endacott and Hinton, Fragrant Harbour)。

1877年,軒尼詩到港擔任總督。他十分關注華人子弟學習英文,頻頻巡察學校。結果,他失望了。1881年的《總督報告》顯示,除「中央書院」外,沒有學校教英語。

1891年是一個里程碑。中央書院(即今天的皇仁書院)改為全英語教學,只有中文科另外。這一決定開了香港學校日後採用英語教學的先河。然而,據《香港教育通史》(A. Sweeting, Education in Hong Kong)說明,華人中的富家子弟趨向讀中文學校,而讀皇家學校的貧家子弟,根本讀不上英文。

事實是,以我自己為例,我父親在香港謀生,畧有財富和名譽,如當保良局及東華三院理事等,當我於1934年出生之時,仍然不註冊為「香港人」,不要「出生紙」。我的幾位兄長亦不讀英文學校。

不過,香港大學的建立改變了上述情況,尤其於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世界大局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合起來使英國政府瞻見香港地位的重要性。而香港華人對殖民政府,中國狀況,以及世界趨向,均醒覺到香港是一個通向世界的城市,而英語亦是立足本地走向世界的語言。

現代大學精神

現代大學的建立伴隨城市、貿易、科學、及學術的掘起。在歐洲,1450年印刷技術的發明,推廣了文獻和知識的流通,加上1543年哥白尼發表天體運行說,科學的價值凌駕在宗教信仰以上,迅速佔據人心。怎樣處理人生和宇宙的問題,促使大學興起成風。

進入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意識,在德國,法國,和英國成為大學培養人才的重要內容。與此同時,歐洲人橫行世界,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經營殖民地,一方面傳播基督教教義,另一方面掠奪資源,包括奴隸的人力。

歐洲人的思想充滿矛盾。不過,他們自認是人類的救世者,認定各地的土人為野蠻人,歐人勉為其難,負起「白人的重負」(White man’s burden),教育他們。

歐洲教育家忙於培育更强健的白人,提出不少議論。本淺說系列將有選擇性的闡述。這裡先說大學精神。

歐洲的興起,是多民族、多語文、多國家、多政制、多文化經濟合併的結果,成為「歐羅巴精神」(Europa spirit)。它標緻着實驗的、容納的、多感情的、和理性紛爭共存的社會發展。歐洲各國的傳統互相撞擊,引發新的觀念、制度和適應方法,擦出變換和創新。米蘭、佛羅倫斯、漢堡、巴黎各有美學標準,同時互相競爭和互相輝映。維也納、布達佩斯、巴黎和倫敦都是音樂中心,卻於交流中成為西方古典音樂。哲學、科學、文藝、甚至宗教都可以在一地萌芽,又出現革命和反革命運動。

更凸出的是議會民主制度可以在英國和瑞士衍生,但被法國大革命摧廢,鋪出一條新共和的道路。

大學是西方文明的標緻和社會縮影。它憑着廣濶信心開發知識和理想。它包容萬有知識,容納一切新創的求知求理方法,推動理智結合情感的應用和動力發展。它是一個人類潛能發揮的展望場地和知識買賣市場。

德國哲學家康德(I. Kant, 1724-1804)提出,大學由理性觀念指導,由一位體現普世文化的校長領導。他像交響樂隊的指揮,理性地調節系科之間的衝突和合作,形成一種內在的統一原則,每個學科都借助哲學的批判方法和思考力量,認識它自己的本質和探求目標。康德稱它為「規範性理念」(regulatory idea)大學。

承接康德的大學傳統,身兼文學家和哲學家的席勤(Schiller)和洪堡(Humbolt)等德國教育家,在大學裡加入文化,因為文化是知識的總和,可以令學生在學習中發展個性和修養。

文化的名目給大學賦上教學和科研的雙重任務,在引導學生探索真理的同時,幫他們形成民族意識。洪堡設立的大學,教學生認識國家民族理念和文化歷史和傳統,努力承傳及發揚光大。

在英國,教育家把德國以哲學為中心的文化大學理念擴到文學的層面,包括科學和人生奮鬥。牛津和劍橋最早主張,文學是文化的全面而深層的表現,因為文學訴述宇宙人生,超越時空和區域界限,揉合實際與幻想,道出人的心靈聲音。

1873年,約翰、紐曼(J. Newman)出版《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把牛津和劍橋的「文化論」定名為「智知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他認定文學修養可以促成個體把生活知識聯結宇宙人生各方面事實,培養民族感情和屬性,包含哲學和文化傳統。

一個國家的經典文學作品反映其語文的民族性,有異於外來的作品。這些作品推廣民族自我意識,最終促成帝國主義的出現。紐曼重言,語文與國家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文化大學一定要着重教學母系語文和列來的文學經典,鞏固學生的民族意識。

直至今天,紐曼的《大學的理念》仍然是英語世界大學教育談論「大學為何」的重要書籍。我記得清楚,1974年亞洲大學校長聯合討論現代大學精神,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卓敏校長參加會議歸來,因為聽見紐曼的論說備受新加坡、菲律賓、印度的大學校長的讚揚,問我香港中文大學是否應該召集全體教師共同學習紐曼的大學精神。我坦誠勸他不必做,因為,我們不是牛津或劍橋,我們雖然用英語教學,而且身處英國殖民地,卻不該以培訓大學生效忠英國。而且,紐曼主張大學的教學目的不在幫學生學識具體知識,而在學習他主張的「智知文化」,效忠已經沒落了的大英帝國主義。我們需要加强中國文學和文化的學習。

香港大學的創立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學正式開學,由香港第十四屆總督盧押(Baron Frederick J.D. Lugard)任校長(Vice-Chancellor)。他是大學的創辦人。他的志願是:〝在東方創立一座高等教育的城堡,作為西方文化最英勇的旗手。〞(create a citadel of higher education to serve as the foremost bearer of Western culture in the Orient)。

在此之前,香港工商人士醞釀建設一所大學。1905年,主要報紙China Mail已有文章反映,促請彌敦總督(Mathew Nathan)建校。他堅定反對了,因為生源不足,而且籌基金(endowment)不易。

1911年,孫中山推翻了清朝,結束封建皇朝的歷史,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邁向現代。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尤其是九龍新界的租借地位,應該跟隨中國的新形勢而進行新的考慮。

有鑑於此,英國殖民地大臣遣派一位猛員來港出任總督。盧押男爵於1907年抵港,時年四十九歲。在此之前,他曾為大英帝國南征北戰,相繼在阿富汗,蘇丹和緬甸平定戰爭,建立殖民統治。他最大的功蹟是把「非洲巨人」的尼日利亞建為國家,成為英國的「保護地區」。

尼日利亞(Nigeria)地區有五百個不同民族和部落,佔地9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眾多,為世界第七。今天,它是世界第二十大經濟體系,許多資源仍未開發。它以英語為日常語言,北部人民信仰穆斯林教,南部人民信奉基督教,其它還有本土的傳統信仰。

這樣複雜的一個地區,由盧押調和各方勢力,於1914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他的管治能力可見一斑。然後,他又為祖國創立「英屬東非帝國」。

盧押到港履新之後,預見中國必然蛻變,香港地位十分重要。所以,他即時策劃建立一所英式文化大學。為此,他於1909年撰寫一篇報告,名為《香港大學:目的,歷史,現況及前景》,更在報告的附件中說明收支預算及建築設計。

對於前任總督所提的困難,他提出一個「中國元素」作為解難的方法,理由分七方面陳述:

(一) 中國人渴求西方知識,開始想盡辦法去日本、美國和歐洲各國求學。大英帝國應該做足準備,利用香港優勢。

(二) 中國無能建立大學,人口有四億之眾,渴求讀大學的生源十分眾多,香港建立大學以後,不少人會來港讀書。

(三) 殖民地香港建立大學,其標準與西方大學相等,受世界承認。

(四) 香港大學用英語教學,是學生熟習英文的最好地方,更能沉浸於西方社會的氣圍之中,不是日本大學可以提供的。

(五) 香港為世界最大的通商港口,迅速成為國際城市,其工程設施和醫療設備,均為工科和醫科學生的最佳實習場地。在文科方面,英國大學可以提供最佳的教材和師資。

(六) 更重要的是費用。預計一個中國留學生到英國求學,每年最低用費為190英鎊,在香港則為30英鎊。

(七) 記取本港開埠以來,教會在香港辦學失敗,香港大學將不涉宗教課程,更尊重中國傳統文化。

該報告總結說:〝這所大學是多種族和多宗教的大學,其入學和學位考試均依照英國大學的標準。大學用英語教學,目標是使畢業生直接欣賞英文著作,用英文處理一切事務。這樣,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影響力將順利擴展不衰。大學亦設一個中文科目,重視學生的倫理人格和紀律,為此,學生必須留校寄宿,並自由選修校內提供的任何科目。〞

籌款建校更是易事。香港總督向來與大商家保持高度默契,互相幫助。所以,政府需要商家做事,總督用電話相告,小事立即獲得承諾。對於大事,彼此吃一頓下午茶,即能合作。那是殖民地的發展及管治特色,十分有效。

所以,當年的盧押總督草議了創立香港大學的詳細計劃以後,即時獲得印度富商莫廸(H.N. Mody)捐出港幣十八萬元,其中三萬元用作校園建築,餘數用作建立基金。該筆巨額宣佈以後,其他商家亦相繼捐款。結果,盧押於1910年3月16日親自奠立校園基石,次年建立「大學法令」(University Ordinance),再過一年舉行開學儀式,由他擔任榮譽校長(Vice-chancellor)。

香港大學最初納入原有的「香港華人西醫院」(孫中山於1892年畢業),作為大學醫學院的現成設置。另有文理學院的教授,全由英國敦聘擔任。

學生與社會

香港大學於1916年舉行首屆畢業典禮,畢業生23人,全是華人精英。

大學開幕之時,盛況一時。校歌由大教堂合唱團,交響樂團合唱團,及皇家軍隊銀樂隊合作齊奏。歌曲作者為大風琴家庫勒(D. Fully),歌詞作家是日後治港的金文泰總督(Cecil Climenti),用拉丁詩文。

校歌的第一章說:〝吾人勞力於此終結,大學崇樓林立,現代學習將於此長流,由西方盛地不絕湧現……〞

第四章的結詞說:〝智慧之門敞開,吾人讚美天主。藉祂恩惠智慧之光,從東方永照。阿門。〞

該校歌到了1930年代消失了,不知為何。直至大學一百週年紀念,被發掘重新面世,連同一首新的時代曲一齊在大學校園高昇。

1942年日軍侵佔香港之前,大學遣散學生,給當年的第三年學生提前頒發畢業文憑。我有機會認識數位這些「戰時畢業生」,從他們身上窺見那時代港大畢業生的文學造詣,包括鄭楝材,賴恬昌,劉殿爵。他們都背熟了莎士比亞詩篇,即使到了晚年,仍然能夠隨時背誦。

鄭楝材博士後來當上中文大學的副校長和聯合書院長,畢生忠心服務大英帝國利益。賴恬昌先生是清朝翰林大學士之後,以書法及宣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對成人教育和校外進修課程的開發貢獻卓越。劉殿爵博士任教劍橋大學。退休以後回歸中文大學當駐校教授,精於古文翻譯。他們可說各奔前程,並不完全以帝國利益為終極責任。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香港大學的院系發展迅速,最顯著的是教育學系的創立,為迅速拓大的中學校培訓師資人材。至此,九成的中學用英語教學,而中學畢業生的升學亦不限於本地,多數走向國際。

如今,香港大學的教授亦大部份是華人,學生則參入了不少來自中國的「尖子」。回顧過去,可以說創校人的預見對了一半,由大學帶動的整體殖民地教育,成功地幫香港學子熟悉運用英文,儘管再沒有人能夠即興背誦莎士比亞的詩篇。

在另一方面,盧押的預見落實了,香港青年今天馳鶩英國文化中的法律和民主政制,在行使他們的公民權利之時,依附大英帝國法律,卻不一定記住公民的責任。至於中華文化,好像稀有人着意積極承傳。

今天的大學生每天上學都看見大門上的校訓寫着「明德格物」,假如我們用最大的幻想去猜度,不會有一半人有興趣尋找它的來源及意義。這樣說,「大學之道」好像已經隨風而逝?

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主權,至今過了十八年。回顧過去二十年間,本地大學增加了七、八間,如果說大學有領導社會進步的功能,今天香港動盪不安,是否說明大學教育失敗?或者,殖民地教育的長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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