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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本與世界隨想集 __ (6) 國際青年的終身服務》__ 江紹倫 (53)

 (六) 國際青年教師的終身服務
 
日本人最大也是最巧的特點是懂得攝取中華智慧精華,落實在日常生活裡,從古世代傳承至今,不變更,緊守着。
 
儒家智慧包羅天地人間,本文只談日本人怎樣重視教育,謹守它的目的,不斷發展創新,以愛為本。《大學》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它強調人們必須積極學習和奮鬥,用盡所能。該書又引《詩》說明天倫和人倫之道,解釋仁、敬、孝、慈、信、義、忠、勇的修身重則,都是愛的責任。
 
等到宋朝(10-12世紀),日本天皇派遣大量使者到中國學習,把王陽明的「心學」和佛禪的和平安寧修養帶回日本,融入社會的各層運作,塑造日本人的宇宙觀、人生觀和生活取向。
 
在歷史上,日本曾多次學習西方的哲理和科技,對其宗教和哲學信仰一概離棄。最突出的是不信「唯心」和「唯物」觀念的分裂對抗,更不屬從一種意識形態而消磨個人或族群的精力。他們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信念創造進步和生命意義。
 
務實、愛美、知足構成日本民眾的做人態度和行動。現代心理學說明,不論何人,都必需有安全感和自主權,方能有效學習和成長(learn and develop)。《大學》早說,“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這兩者真理如一。
 
日本從封建走入現代,從野蠻執權步向文明,每一個轉折時期都依靠教育,而且是由中國引入的教育目的和精神,以人為本。封建的特點是極權統治和階級區分,對外閉關自守。文明則重視人民平等自由,政府開明和開放。
 
在古代日本,漢文和漢文經典於6世紀傳入,闡述孔子的仁義忠孝之心,佛教的慈悲之心,加上對大自然和書法的審美情趣,塑造日本貴族的思想和品格。到了11世紀,日本天皇派遣大量使者到中國學習,帶回王陽明的心學,改變武士道的唯武行為。心學着重人的主宰,發揮「良知」,並重「知行合一」。與此同時,世俗化了的禪宗信仰,融合儒家的仁義之心,道家的安適之心,及佛家的慈愛之心,指導人們自尋本心,明心見性,安寧滿足而快樂。
 
1869年,明治天皇登位,迅速建立中央政府為軍武權國,推動現代化,史稱為「明治維新」。今天我們看歷史,應該認識,明治的統治以普及教育為改革的最大動力,在守舊的根基上開創新的人心和社會局面。
 
1890年,日皇頒佈《教育敕語》,以儒教為根本。它倡導日本國民應該“義務奉公,以輔仁天壤無窮之皇運,做天皇的忠良臣民。”在學校和社會(武士教育),教育指導學生“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修練文武兩道。”日本亦於1870-90年間學習荷蘭的造船科技,開設拉丁文學校,吸收西方科技。當時所設的高級學校有276間,其中漢文學校200間,佔總數的72%強。
 
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看日本教育如何宣揚「忠孝之道」為每個人的行守美德。1940年,日本郵局發行一枚通用郵票,紀念《教育敕語》實行50週年,郵票的設計用秀麗的棣書直寫「忠孝」二字。這可說是一個預見,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人管理日本,禁止學校學習傳統道德,改學實用學科和西方的「普世價值」。但是,郵票的廣泛應用,持續在日常生活中教人民忠孝之道。
 
我們大步跨過時間看日本教育,來到1982年。當時,日本經過二十世紀60至80年代的龐大經濟增長以後,陷入一時的「不景氣」,人民感到困惑而孤立。對此,政府再次開發教育的威力,設計一種充滿時代色彩和效用的教育方法,迎應「教育事業為一切企業之母」,「全環境教育」,「終身學習」,及「人類一家親」的世界前景,創建「日本捷達教學交流方案」(The Japanese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簡稱 Jet Program)。我方便稱它為「捷達」。
 
1980年,日本首相特設一個「教育改革國家委員會」,用「放射性思維」(projective thinking)分析世界形勢中的資訊科技,傳媒效應,人類關係前景,籌劃一種順應潮流同時又讓參予者得益的「教與學行動」,自願終身為日本人服務。「捷達」成立以後,不由文部省主理推行。在國內,它由一個地區國際關係行政機關聯合協會主理,綽號 CLAIR,全名是The Council of Local Authoritie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捷達」向全球各國招募「成員」(members),由日本中央政府的三個內閣部門共同負責,可謂重點行動。「三部」是「內政與通訊部」(MIC),「外交部」(MOFA),和「教育、文化、體育和科學部」(MEXT)。這樣一個多部門而龐大的行政體系的合作,是日本中央政府所獨有的,不可能發生在其他國家。單是為了推動一個「教學方案」而這樣動員,亦可見日本政府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然而,對於參予其事的國際青年來說,「捷達」是親切,貼身而充滿憧憬的。我
的小兒樂文於1990年大學本科畢業,隨即通過日本駐多倫多領使的特派員的兩次會面,達成工作合約。第一次會面查詢樂文的家庭狀況,父母的職業,個人的興趣和特長等。第二次會見由專員介紹他根據資料選定的兩個工作地點,詳細介紹,請樂文選擇。由於樂文喜愛運動,又是游泳和賽車能手,所以派定在準備主辦冬奧運會的長野(Nagano)工作,為時兩年,可延長至五年。
 
日本人很有宏觀判事能力,不拘細節。在他們的構想中,「捷達」的參予者可以幫日本達成下列目標:
1. 促使全國地方政府的基層公務員熟悉國際形勢和關係,
2. 向外看,並熟習與外國人工作和交往,
3. 為地方基層幹部提供外交教育,
4. 為中小學英文教教師提供外文資訊資源,與外籍青年互相溝通,
5. 建立國際人事網絡,從而在國際社會取得成功,
6. 宣揚日本文化和生活模式,增加外人對日認識。
 
為此,日本不拘泥於國際青年的外文水平,或發音是否準確等細節,反而重視他們的特別興趣和才能,以及參予「捷達」的熱誠和生活適應能力。參予者必須是應屆本科畢業生,年齡約為20歲。
 
日本人亦擅長經濟算盤,除了重視金錢付出的即時效應外,更放眼長遠,志在長期獲益,尤其是金錢回報以外的友誼關係。他們傳承老子智慧,運用以無生有和以小搏大的工作效應。
 
成功受聘為「捷達成員」(Jet Member)者可獲日本航空機票和地面旅費,工作地點的居住房屋,以及每月薪酬和福利費。這方面的報酬可比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國際薪金水平。我們容易見到日本的高超計算。日航機票是內部收支。地方住屋是地區支出。成員的薪酬多數會在當地消費用盡。所以,日本這樣招募「外勞」,不涉外匯支出。
 
至於回報效應的計算,則是「計不盡的大」,於其即時回報,及其映射(Projection)的長遠回報可以想見。試比較中國在同一時期改革開放初期的教育方法。當時上海北京名校向海外聘請英語教師,着重高資歷和講純正「皇室英語」,不惜支出高薪加高級住房津貼,其每人每月薪酬肯定在上述「捷達成員」的三倍以上,用外匯支付。
 
長遠效應可見於下列數據。捷達約於1982年開始運作,初時約有600人。樂文參予那年(1991年夏),增加到2800人。今天,當它慶祝35週年紀念之期,成員
總數是62300人,其中40000人來自北美,12300人來自歐洲,9000人來自亞洲,500人分別來自中南美洲和非洲。最早參加的成員現在已多數成為各行業在世界各地的精英領導。可以預見,再過10年,「成員」的總數將達10萬之眾。他們多數不再支薪金,却樂意為日本做些國際化的好事。
 
甚麼好事呢?我用故事說明。十八年前,我參予艾爾‧科恩(Al.Cohen)與我侄女賀年旳婚禮。男家有83人,全是猶太人,女家有116人,多數是華人。吃飯之前,科恩講話謝客。他說:“今天我感謝各親朋的關懷和祝福,同時告訴大家我現在做甚麼,將來又做甚麼。誠如大家所知,我是三兄弟之中的「黑羊」,因為我哥哥是大醫生,弟弟是名律師和教授,而我呢,自從三年前從日本歸來至今,都做分時工作。親友們每次見我都問同一樣一句話,即你做甚麼謀生?而我也同樣答話,即“我做電腦服務,很快樂。”本來,這是很普通的事,但我也曾聽親戚問我父母同樣問話,他們都說不十分清楚,意思是有點不满意我的工作太過一般,不如醫生和律師,那些我們猶太人子弟的當然職業……“
 
他稍作停頓,看全場人鴉雀無聲地聽着,然後繼續說:“我想借今天這個莊嚴又歡樂的日子告訴大家,我現在的職業稳定可靠,亦給我帶來足夠收入,維持健康的生活。我與賀如相愛,大家分享相同的人生觀。我在工餘時間免費教兒童柔道,由柔道學會主辦。我在那裡認識賀年,大家都曾為日本的「捷達方案」工作,學識了柔道。我想告訴大家,柔道不但是體育功夫,而更重要是修身功夫。它不是競爭,而是合作。它的哲理來自中國的《老子》,教人自知知人,更知足常樂,與人和諧。在柔道搏鬥中,兩人不論誰勝誰敗,都一齊向對方行禮,表示敬意。所以,今天我和賀年一同在此向大家宣告,我們一定相親相愛,相敬如賓。我們將生育子女,建築快樂家庭。我們從日本經驗學識這些中國智慧的生命道理,將來一定把它落實在家庭和社區之中,同醫生和律師一樣,服務大家。為此,希望大家繼續為我們祝福,謝謝!”
 
十八年稍縱即逝。如今,科恩和賀年生育了三個女兒,家庭快樂,而他們的柔道學生盈400人,都能明白柔道的哲理,各主生活,與人禮待共同生活。
 
試想,日本這一原稱為「教學方案」的教育設置,今天慶祝35週年紀念,有6萬多個像科恩和賀年這樣的國際青年一同慶祝。他們每人都有一個平凡又豐富的故事,生根發芽在全世界百多個國家,共同服務日本的「利益」和「國際關係」,威力無量。
 
可以預期,再過15年是50週年紀念。我們靜心聆聽上述故事,折射至一萬個,有理由相信,故事的主人將一定締造世界和平,人類互相了解相親。日本文化有三道,包括神道,武士道和柔道,都用「道」字命名。原於老子的「道」,其意不易明白,却又在「知行合一」的人的奮鬥經驗中有所創造。
 
日本用博學之士領導教育,不由政治家任所欲為。我認識參予1980年「教育改革國家委員會」工作的龜山寧日博士,曾問他設計「捷達」的一些考慮。他坦誠地告訴我:“您聽了一定高興,大部份智慧來自我們對老子和孟子的了解。”
 
我聽了不感突然,却沒有說話即時回應。他繼續說:“老子講仁即是愛,所以教育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愛。我們在會上討論,在世界一體化的21世紀中,誰能幫助日本兒童和社會認識愛呢?就是說,我們可以把教育重任交托給怎樣的「教師」呢?有人提出《老子-十三章》的智慧:“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所以我們決定,把日本教育的部份責任交托給國際青年來担當,製定Jet Program。”
 
龜山與我同是比較教育國際學會的理事。見面時都談起日本教育的優越。本著以愛為本的方法,日本在1949年以來共有23位科學人獲得Nobel Prize的光榮,分別在物理,化學和毉學等方面。更重要的, 他們都是本土大學的畢業生, 不靠出國留學。我們反觀中國,應有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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